自2026年9月16日美联储全票通过加息25个基点至3.75%-4.00%以来，市场对美联储未来加息预期变动较大。受能源价格影响，市场对10月加息概率的定价一度接近65%左右（9月下旬），而随着最新公布的9月新增非农就业数据回落，加息预期又出现明显降温。10月14日美国9月物价数据公布后，CME“美联储观察”工具数据显示，美联储10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此前的20%左右提高至50%左右。
我们认为，后续美联储利率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考虑到就业市场降温和中期选举等对美联储激进加息的制约因素，10月或为观察期，但需防范通胀再度抬头、导致12月及2027年路径重新陡峭化的风险上升。根据纽约联储发布的消费者预期调查，美国9月消费者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上月3.58%升至3.9%。三年期通胀预期上升0.1个百分点至3.3%；五年期通胀预期持平于3.0%。考虑到中美通胀水平的差异，两国实际利率倒挂并不如名义数据所显示的那样严峻。可考虑抓住10-12月窗口期前置发力逆周期调控，并把推动美方降关税、稳油价作为缓解外部压力的重要抓手。
美联储后续政策路径仍有不确定性9月16日FOMC全票加息2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至3.75%-4.00%。经济预测摘要显示，2026年末利率中位数由6月的3.8%上调至4.1%，2027年末由3.6%上调至4.1%，2%通胀目标的回归时点推迟至2029年。提交预测的18位美联储官员中，16人预计年内至少再加息一次（12人支持加25bp、4人支持加50bp），无人预计降息。我们认为，美联储后续政策路径不确定性依然较大。
首先，本次加息并非美联储单方面主动引领，而是政策被市场定价“锁定”后的被动确认。9月全票一致通过的加息，更多来自确立反通胀信誉与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这是因为，会前CME利率期货对加息的定价已接近完全，美联储若选择按兵不动，将触发剧烈的资产重定价，并使新主席在就任初期的反通胀信誉遭受直接打击。此外，在长端利率高企、财政利息负担沉重的背景下（2026年9月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单月上行逾50bp、突破5.3%，为2002年以来最高，超过2007年峰值；30年期一度达5.615%），公开分歧会被市场放大为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美债与美元波动。
其次，目前市场定价10月加息概率呈现较强的事件驱动特征，且波动较大，需要特别关注地缘冲击对能源价格的影响。市场定价的剧烈波动印证了这一点：10月加息概率从9月17日的49.8%一路上行至9月23日的约75%，其后随油价波动回落至9月26日的64.2%；9月30日公布的8月PCE低于预期后降至47.1%，10月2日公布的9月非农就业数据大幅低于预期后进一步降至24.9%，维持政策利率不变的概率升至75.1%。
再者，美联储政策关注点正从供给侧向需求侧转移。从9月议息会议声明看，FOMC删除了“通胀部分源于能源等供给冲击”的表述，这进一步增加了美联储未来利率路径的不确定性。10月7日公布的议息会议纪要亦显示，与会官员认为快速增长的AI投资正在增加通胀压力。若通胀二次抬头，可能导致加息进程趋于激进，则不排除10月、12月连续加息并在2027年一季度升至4.50%-4.75%的可能性。
美联储激进加息的制约因素当然，美联储激进加息也面临一些制约因素。
元股证券:ygzq.hk一是最新数据组合显示美国经济呈现“通胀仍高、就业趋弱”的特征，加息的政策代价正在上升。一方面，8月PCE同比3.4%、核心PCE同比3.0%，仍显著高于2%的目标；另一方面，9月非农就业仅增2.9万人、失业率升至4.2%、平均时薪同比增速回落至3.0%。加息既难以减缓能源与关税带来的成本推动，又会进一步抑制就业。
互联网持牌配资券商二是虽然需求端仍有韧性，但需警惕高企的市场利率对如火如荼的AI资本开支带来冲击——企业债和股权融资成本将随无风险利率提高，可能“刺破”本轮AI“泡沫”。对AI行业而言，这一约束尤为关键，巨额缺口仍依赖债券、股权和项目融资，AI项目的回报门槛和融资难度都会上升，同时高无风险收益率还会压低科技股估值。实际情况的演变可能更为曲折和复杂。短期内AI资本开支越高，越可能强化美联储的加息理由；但若高利率最终触发资本开支退坡，美联储也可能陷入“先加过头、后被迫转向”的被动局面，提高中长期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因此，美联储仍需谨慎决策。
三是美联储激进加息的社会成本较高，沃尔克时期（1979-1987）提供了历史参照。为抑制通胀，联邦基金利率从1979年初的约10%升至1981年中的19%，失业率突破10%，1982年近2.5万家企业破产，1984年进一步超过5.2万家。沃尔克领导下的美联储加息周期导致了显著的财富再分配效应。反通胀在总量上虽有正收益，但严厉紧缩的代价高度集中于工薪阶层与中低财富家庭，而收益较多流向债权人与金融部门，客观上加剧两极分化与社会撕裂。
反观当前，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的社会成本已然增加。纽约联储最新月度调查显示，消费者对自身财务状况的看法连续第二个月恶化。约42%的家庭表示，与一年前相比，目前的财务状况“明显恶化”或“有所恶化”，而表示财务状况改善的比例仅约18%。此外，预计未来一年自身财务状况恶化的家庭比例也有所上升，越来越多消费者认为，与一年前相比，目前获得信贷更加困难。消费者仍预计，未来一年的支出增速将高于收入增速。对于需要支付信用卡账单的美国消费者来说，高利率如果不能带来通胀的缓和，反而会成为美国居民生活成本增加、财务状况恶化的原因之一。
美联储加息不确定性对我国的潜在影响对我国而言，美联储加息可能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货币政策紧缩可能引发美国国内政治反弹，这将增加其对外转嫁矛盾、强化贸易保护诉求；另一方面，这恰恰意味着美方在中期选举压力下存在缓和对华关税的内生动机，为我争取谈判空间提供了契机。
在我国外贸顺差远高于往年同期的情况下，美联储加息的传统利差渠道并未触发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而更加需要关注的可能是美国加息预期可能引发的AI资本开支收缩经外贸渠道对我国经济的传导效应。2026年以来， AI已成为拉动我国外贸增长的第一引擎，而这一繁荣高度依赖海外AI资本开支的持续扩张。从细分品类看，我国AI相关的出口高度集中于中间投入类产品。从价格看，AI出口金额暴增的本质是AI资本开支推升芯片等核心器件价格，并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放大出口额。这从机制层面印证了AI出口与海外AI资本开支的强关联。
但如果美联储迫于通胀压力而实施更为激进的加息，也需要防范触发我国结汇趋势反转、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尾部风险。如前所述，我国当前的汇率韧性，本质上是结汇需求暂时超过了利差定价。但随着结汇的正反馈加强，其脆弱性也同步提升。据央行金融机构外汇信贷收支数据，8月末我国非金融企业外汇存款余额为6448亿美元。一旦人民币贬值预期形成，企业将延后结汇，上述外汇存款可能会从“缓冲垫”变成“堰塞湖”，重新激活经典的利差传导渠道。
事实上，若油价与关税两项供给端因素得到缓解，加息的必要性自然下降，这有助于缓解美联储加息给我国带来的外部压力。可考虑利用中期选举压力进一步推动美方缓和对华关税。目前美国通胀的根源更大程度上仍在于供给冲击（能源价格与关税成本）。数据显示，9月美国CPI 同比增长3.7%，较8月的3.4%提高了0.3个百分点；环比则上涨0.6%。油价高企是整体通胀抬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加息只是抑制通胀的次优选项，甚至可能因压制需求而付出较大代价。CNN民调显示77%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现政府政策推高了其生活成本，其中65%归咎于关税；此前，美国最高法院曾裁定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全球关税超越总统权限。美方关税工具的法律基础受损、财政与选举压力上升，是我方争取谈判空间的现实基础。因此，可考虑利用中期选举压力促使美方降低贸易保护强度。
四季度我国逆周期调控宜前置发力目前我国CPI同比约0.9%，美国约3.7%，剔除通胀后的中美实际利差倒挂幅度远小于名义值。因此，外部加息对我国的真实约束更多体现在压缩了国内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空间。由于10月美联储议息会议仍有较大概率按兵不动，此后距离12月8-9日议息会议约六周，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静默窗口”，也是我国逆周期调控受外部扰动较小的时期。
在工具选择上，货币政策宜优先考虑推动数量型工具落地见效。这是因为价格型工具受利差约束更大，而数量型工具能直接补充流动性、配合政府债券发行。9月末我国刚刚推出的增量政策也主要是数量型工具，如将“六张网”纳入PSL支持范围，以及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农支小再贷款加力扩容等，其实施效果有待观察，因为政策落实的效果还取决于需求端的响应程度。在此基础上，仍可将小幅降准（如25BP）作为储备政策，因其有助于缓解商业银行息差压力，增加对银行加大信贷投放的激励。
财政重心应转向支持内需，年内形成实物工作量。9月我国制造业PMI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结束连续两个月收缩、重回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上升1.2个百分点，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但基础尚不牢固，需政策继续发力。可考虑把一部分财政资金直接用于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稳住居民现金流与消费能力。
总而言之，美联储10月加息概率在半个月内从接近65%回落至20.5%，又在美国物价数据公布后大幅提高，是其利率路径不确定性的一个直接表现，也是政策和市场相互博弈、相互牵引的真实写照。目前美国通胀的症结主要仍在供给端，而能源与关税才是治本之策，加息只是次优选项，代价高昂且可能加剧社会撕裂。对我国而言，目前主要风险可能不在中美利差扩大，而在于美国加息预期可能引发的AI资本开支收缩经外贸渠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此外，应关注美联储可能激进加息触发我国结汇趋势反转、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应珍惜四季度政策前置发力的窗口期，进一步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努力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
（盛松成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龙玉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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